5·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，华商报社、新文化报社、华商晨报社、重庆时报社共计派出70余位记者赶赴灾区，用文字和镜头，记录着震灾的惨痛、灾民的悲苦、军人的无畏、志愿者的无私、政府的责任和人民的坚强。《汶川大地震亲历——华商传媒46记者采访手记》，珍存了这些前线记者带给我们的感动。
他让救援者肃然起敬
通往映秀的路依然泥泞，垮塌的山体已毫无新意。映秀，一座有着女孩名字的小镇，拥有的景色如同女孩般秀美。如今让人们记住的却是汶川大地震的震中身份，曾经的秀色已成了记忆。能看到的仍是满城的废墟，同样的废墟这里却有不同，那些零星挺立的残楼，布满X型裂缝，窗上的防盗网已完全扭曲。看到这些我想象不到，这些建筑承受了怎样的伤痛和折磨。
映秀镇漩口中学有些冷清，教学楼从5层下沉为2层，宿舍虽未倒但已满目疮痍。这里在地震过后出现过奇迹，地震发生时曾有无数感动。有件事至今让学生难以忘记，也打动了作为记者的我。故事主人公名叫方杰，是来自漩口镇的33岁的老师。得知他的故事完全是偶然，负责掩埋遇难者遗体的战士，无意间讲起了这个平凡而伟大的老师。
漩口中学与映秀中学合并后，方杰从漩口来到了映秀，成了漩口中学计算机老师。
5月12日下午，方杰在4楼给初二5班学生上课。教室的讲台上放着一台电脑，学生们都围在方杰的身边。那天天气让人觉得有些热，教室大铁门也就没有关上。14时28分，教室的地面突然上下抖动起来，人仿佛被抛到半空，又重重被摔在地上。方杰意识到地震了，他让班里学生向外冲。门是学生逃生的惟一通道，如果抖动让门关上的话，学生就肯定被封在里面。
方杰跑到门口用背顶住铁门，并催促学生们赶紧跑出去。抖动后紧跟着是摇晃，人被摇得东倒西歪，门的力量似乎变大了。顶门的方杰显得吃力，他不得不更换个姿势，伸直双臂推着那扇门，背部紧紧靠在门框上面，将自己身体变成了支架，班上50名学生从他的腋下逃生。可整栋楼突然发生下沉，教室的门开始发生扭曲，两侧门框向中间挤压，方杰来不及躲闪,被夹在那里……
挖掘持续在漩口中学进行，5月28日救援人员进入教学楼4楼，目标是方杰所在的那间教室。下午5时许，救援人员终于发现方杰，虽然尸体已经有些腐烂了，可他仍然保持生前的姿势，“双手推着教室门，背部顶着门框。”
来自攀枝花的救援人员撬开门框，将方杰的尸体抬到空地，他们立正、默哀，向他表示敬意。
听到这里,我的鼻子有些酸，同样是这所漩口中学的老师，有人在遇到灾难时选择逃生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留下，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，死亡留给自己，我知道方杰的妻子陈梅也是该校老师，很想尽快见到她，找到问题的答案。办公室主任邓坤告诉我，学生被安置到成都去了，已经复课，陈梅去上课了。
我完全震惊了，这场灾难不仅让陈梅失去丈夫，更失去了只有5岁的心爱女儿。她甚至没能见丈夫最后一面，就这样不舍地离开映秀镇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，不知何时才能去看看丈夫和女儿。
我从陈梅身上感受到了一名人民教师面对学生的责任，也正是身上的这种责任，让方杰作出人生最重要的决定。我虽然不知道方杰的长相，但当其妹夫林峰去祭奠他时，我还是跟着来到了山上，去缅怀这位值得尊敬的教师。
但愿天堂没有地震
三声剧烈爆破声后，我向映秀镇里面走去。无意间碰到西安兵卓越，聊起地震后的经历。5月14日上午，他跟随成都武警指挥学院，从都江堰徒步行进11个小时，背着30多斤背囊走进映秀。抢救生命只有短短几天，更多的时候都是寻找逝者。卓越在挖掘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，看到一个人的手，再深挖，又看到另一个人的手臂。他和战友们起初都有些胆怯，可随着一具又一具遗体被发现，恐惧没了，徒留难过。我没和他过多谈及寻找遗体，毕竟这位上世纪80年代末出生的小战士，所面对的情形已给他很大压力，如果让他继续回忆有些残忍。
5月28日晚9点多，我和摄影记者走进映秀废墟，整个映秀镇伸手不见五指。桥头站岗的战士告诉我，有亮光的地方就在挖尸体，沿着河岸向最近的灯光走去，没有半点月色，防化服依然显眼。大概走了10多分钟，眼前出现了两盏探照灯，高处的帮助机械清理废墟，平地上的探照灯下有20来个人，他们穿着防化服或坐或站，小声地在说着什么。周围的建筑里外都是漆黑，气氛让我觉得有些阴森，但因有这么多人在，我不害怕。4名战士从远处废墟渐渐走近，共同抬着个黑色的大袋子，并将它放在最亮的空地上面。
周围的人都站了起来，不再吭声，默默注视着袋子。我知道袋子里是逝者的遗体，平日里对尸体比较抵触的我，在那刻完全没有了恐惧感，只想着尽可能地靠近它。袋子打开了，里面是具腐烂的尸体，头部变成了个骷髅，与躯体已完全脱离。三名法医开始忙碌起来，一人先取出逝者身上的遗物，再对其性别进行辨认。另一人在旁边记录着，对死者编号。第三人要对死者进行拍照。接下来就是DNA样本提取，为了保证DNA数据的准确性，一名法医会扶住逝者的头，用工具拔下颗牙齿放入袋中，接下来就剪下片指甲、提取块皮肤，同样是分装在专用袋中，再装入写有编号的袋中。不知是对工作太熟悉了，还是表示对遇难者的尊敬，整个过程中没有言语交流，只有几个简单的手势，简单得只有他们才能明白。周围的战士也是默不吭声，站立着注视着这陌生的逝者。
随后，工作人员还会将写有编号的卡片，放在专用袋中拴到遗体身上。到此DNA样本已提取完毕，可法医还是要弯下腰，稍稍整理下逝者衣服，虽然只剩下几块破烂的布片，但他们还是非常地认真。遗体离开前，战士会在遗体上撒石灰，这是为了生者的安全。再由4名战士将其抬到映秀镇外的山上。整个过程中没有人说话，现场充满凝重的气氛。战士告诉我能找到遗体，他们心里能舒服些。
从映秀镇桥头到镇外山上，这是镇上惟一有路灯的路，战士们抬着逝者的遗体，沿这条路送他们最后一程。那夜，我就睡在停在这条路边的车内，映秀镇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，远远就能听到战士的脚步声，我知道有遇难者的遗体发现了。每当有逝者从自己身边被抬过去，我都会微微起身看看他们，想知道战士们有怎样的举动，同样的步伐、装束、沉默，面罩遮住所有人的面部，不知那背后是怎样的表情。偶尔，战士返回废墟的途中，他们也会彼此聊聊天，谈论那些逝者的不幸。次日，穿上防化服的我走上了那座山，3条超过3米深的土沟里，静静埋葬着逝者的遗体。虽然法医提取了DNA的全部样本，可未必每具遗体都能找到家人，这么做也许就是为尊重死者。在这里，战士们从来不提死者、尸体几个词，取而代之的是逝者、遗体甚至遇难同胞，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是不幸的，不想再用言语去伤害任何人，他们希望逝者能够走好，但愿天堂里没有地震。本报记者 杜俊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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