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载精编

　　采访手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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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5·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，华商报社、新文化报社、华商晨报社、重庆时报社共计派出70余位记者赶赴灾区，用文字和镜头，记录着震灾的惨痛、灾民的悲苦、军人的无畏、志愿者的无私、政府的责任和人民的坚强。《汶川大地震亲历——华商传媒46记者采访手记》，珍存了这些前线记者带给我们的感动。

　　4公里长的逃亡

　　其实，早在5月24日唐家山堰塞湖传出溃堤险情前，北川县城内的救援人员就已经历过一次惊心动魄的大撤离，我则更想称之为“逃亡”。

　　那是5月17日14时40分左右，在北川新城隧道桥附近（除老城外步行所能达到的最远处）采访结束，正欲返回，突然，所有救援人员纷纷紧急集合，“快！快！以最快的速度撤离！”很多人连救援工具都扔在地上。现场一片混乱，慌乱中没人给我答案，只是所有人都往外跑。

　　“还不快跑，上游水库要决堤！”正在我莫名其妙的时候，一位指挥撤离的军官冲着我喊。

　　天啊！我开始不顾一切地拼命往外跑，连头都不敢回，似乎一回头就能看到洪水呼啸而下，越想越害怕，我所处的位置距离县城出口至少还有4公里。身边所有的人也都是这样拼命地奔跑。

　　逃生的意念可能会给人超能力，一向不擅跑步的我，居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口气跑了足足4公里，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爬上出城的陡坡，上到自认为安全的高点，我瘫软地半卧在地上，一动也不想动。悬着的心放下来，庆幸自己又逃过了一劫。

　　在余震中几近崩溃

　　5月17日~21日，绵阳市余震最频繁的时期，我刚好住在这里。经常半夜三更被余震警报从床上折腾到马路上，每晚都躲得筋疲力尽。写完稿子，躲过余震，提心吊胆回到宾馆最早也是凌晨二三点钟，躺在床上仍是神经兮兮的，总觉得床在晃，怀疑自己可能得了余震妄想症，直到听见很多同行发出相似的报怨，才放心，原来我还算正常。

　　5月17日接到通知，说18日2时前可能会有6级以上余震，写完稿是17日23时30分，吃过饭18日0时30分，与一群同行为了躲地震在街上游荡，直到1时半，我实在累得没法，索性提前半小时回到宾馆，刚脱掉两只鞋，就觉得床在晃，“不好，震了！”同屋的女生大喊，我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穿上鞋，抓起背包就往楼下冲，冲到二楼半，发现不震了，又返回四楼，结果发现，四楼的男同行们清一色拎着裤子冲出房间，面带惶恐地站在走廊里，真是令人哭笑不得。

　　5月19日14时27分，绵阳街头静止了，所有行人、车辆都停下来。28分，防空警报和汽车喇叭同时鸣响，站在人群中，不禁想到了北川，惟有哭泣。29分，收到朋友的短信：“别人为灾区默哀，我在为你祈福。我知道你一定在灾区采访，希望你平安。”

　　5月19日晚，又是一次大规模余震预警撤离。23时，我在另一家宾馆的10楼房间里写稿，突然接到通知，“所有客人请马上离开大楼，晚上可能有6~7级余震。”可是稿子还没有写完，在几次不大不小的晃动中又磨蹭了20多分钟，23时23分，被酒店保安赶出房间，刚冲出门就感觉到一次较强的晃动，这时才发现，宾馆电梯已停运，只能靠手机的微弱光亮走下去。途中又遇到不少同行，这个时间也是各报记者发稿的时间。

　　脚下仍在不停晃动，觉得走下10楼竟是如此漫长，心中的恐惧渐渐袭来，所有人都不说话了，只是一味地往下跑，直到跑出酒店大门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此时，马路上已经站满了人。

　　凌晨1时半，辗转到另一家宾馆，从4楼抢出几床棉被，与几位同行一起睡在宾馆的草坪上，躺在地上，仍能感到时时的晃动，2时30分，耳边鼾声此起彼伏，大家真的太累了。唉，每天折腾20个小时，住四星级宾馆却只能抱床棉被露宿街头，一周下来，想不发疯都难。

　　比余震更磨人

　　比危险更折磨人的是采访中的一道道难题，每一次都被逼向绝境，直到人快抓狂才能绝境逢生。

　　5月17日前后，很多与我同时到灾区的记者纷纷被招回成都休整，而我仍在一线。一天，副总编辑任白在QQ上留言说我是“最牛的女记者”。

　　可是18日午夜，在我流落街头时还是痛哭了一场。

　　震后一周的绵阳市只有10家政府指定的安全宾馆可以对外营业，均被政府用作接待宾馆，没有当地政府的安排，有钱也住不进去。因为一直得不到当地政府的安排，我只好找到当地媒体同行，以他们的名义开了一个房间，主要还是为了上网传稿。

　　可是18日午夜12点10分，刚刚把稿子传回去，已饿得浑身无力，偏偏这时，这位同行抱歉地通知我，他们后方增派了记者，我不能再以他们的名义住在宾馆里。快午夜一点，我要到哪里找宾馆呢？收好包，背着电脑，我面带感激却含着眼泪走出宾馆。

　　背着大包小包孤伶伶地站在午夜的街头，不知何去何从，当时，我的同事王强在成都，郭亮在北川吉林消防部队，在这个举目无亲的陌生的城市，我无处求援，甚至连个出租车都找不到，还有灾区采访的种种痛苦的画面，一股从未有过的无助与委屈，再也无法忍受，我把背包扔在一边，坐在马路上放声大哭……

　　毕竟我只是个女生，这一周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

　　在灾区我每天喝不到一瓶水，因为我不敢喝，女生不方便上厕所。

　　前四五天，通讯中断，一进入灾区手机失去信号，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。   

　　语言不通，在东北长大，说惯了普通话，听不懂四川方言，灾难面前，我不可能一次次要求别人重复川味普通话，急得团团转，还要借助本地同行的“翻译”。

　　米-26的飓风下成了泥人

　　5月26日14时，北川县擂鼓镇，悬停在半空的米-26运输机，马达声震耳欲聋，螺旋桨卷起漫天尘土，连距离飞机100米外维持秩序的交警和工作人员也不得不抱着头半蹲在原地。一股强劲的力量总想把我推倒，还有卷起的沙粒打在脸上、身上，勉强睁开眼，只见十几名战士摇摇晃晃地往飞机上挂钢绳。

　　14时45分，为采访负责挂机械的战士，再三肯求下，交警才同意我进入米-26停机坪，不到10分钟，米-26回来了，按规定我要撤离到百米外的地方，但我停留在离米-26直升机50米远的地方，体验操作人员的感受，巨大的风沙袭来，我快被风卷跑了，瞬间风速至少十一二级，沙土石砾打得皮肤特别疼，跟本站不住，只好抱着头蹲下，米－26飞远后，我的衣服里全是沙土，我变成了泥人。

　　曾被拒绝过一次的我又来到武警水电部队三总队参谋长面前，希望了解唐家山大坝内的施工情况，他看看我，笑了，“你看看你像个泥人似的，哪还有一点女孩子的样儿？”或许是我的坚持打动了他，这一次，他接受了我的采访，并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了他的手机号码。

　　感动

　　在灾区，让人流泪的不只是灾难的悲痛，还有感动。

　　在平武县南坝镇有一个六旬的老人，在这场灾难中，他失去了房子，也失去了相伴多年的老伴。但是，从各路救援人员进入南坝那天开始，他就在山脚下搭起了炉灶，坐上4个已经焦黑的水壶，为需要的人烧开水，几乎不间断地烧，每天将近400壶的开水。

　　唐山13个农民组成爱心小分队在14日赶到北川县救援，宋志永，一个普通的农民，花了5000多块打车到的灾区，白天救援，晚上他让出帐篷睡在操场。

　　绵阳蒋记餐饮老板陈某灾后请求供电，两个5000多平米的餐厅几乎一刻不停地忙碌，每天至少把五千份粥与小菜送到医院、灾民、志愿者手中，而他分文不取。

　　郑州志愿者武颖与百名志愿者留在擂鼓镇帐篷村，25日、26日两天，在没工具的情况下，他们用手装走了8吨灾民生活垃圾…… 

　　6月1日前后，我采访了许多愿意长期留在北川的志愿者后，心潮起伏，反复问自己：还可以为北川做点什么？泪水中，我为北川祈祷，愿死者安息，生者坚强。

　　暂别，北川。我会再回来，也许就在今年，不再以记者的身份，而是一个志愿者。

　　本报记者 顾然